坐落于澳门文第士街的国父纪念馆，原为孙中山先生原配卢慕贞夫人的居所。这座建于1912年的伊斯兰风格建筑，在1932年因附近弹药库爆炸受损后重建为现貌。1958年正式辟为纪念馆，馆内陈设基本保持原样，庭院中立有孙中山先生铜像，由日本雕塑家牧田祥哉创作。
孙中山与澳门的渊源可追溯至1892年。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他，受澳门绅商邀请到镜湖医院行医，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。他在澳门开设“中西药局”，免费为贫民诊治，其间结识了葡萄牙革命党人飞南第，后者曾将其翻译的《伦敦蒙难记》在澳刊发。这些经历为孙中山日后革命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澳门不仅是孙中山从事医学实践之地，更是其革命思想的萌芽处。他常在澳中葡文报纸发表文章，探讨救国之道。其兄长孙眉早年曾在澳门经商，为革命活动提供资金支持。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多次途经澳门，1912年5月曾与卢慕贞在此团聚。
馆内珍藏包括孙中山留下的墨宝、信函、照片及衣物。特别珍贵的是他在澳门行医时使用的医疗器械，以及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穿着的礼服。二楼展厅陈列着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”印玺复制品，以及他与革命同志在澳门的合影。书房内保留着孙中山阅读过的书籍，其中包括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英文原版。
纪念馆还收藏有多封孙中山致卢慕贞的家书，字里行间流露出革命者的人文情怀。其中191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澳门之居，可安度岁月”，体现出他对这座城市的特殊感情。
由于葡澳当局的相对中立态度，澳门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基地。孙中山通过澳门秘密运输武器，传播革命思想。其革命伴侣陈粹芬曾常驻澳门，负责联络工作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澳门更成为革命情报中转站，许多海外捐款经由澳门汇入内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中曾提出在珠海、澳门一带建设南方大港的设想，体现了他对澳门战略地位的重视。虽然此计划未及实施，但足见澳门在他治国蓝图中的特殊位置。
如今，这座纪念馆已成为联结两岸三地的重要文化纽带。每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，港澳台各界人士常在此举行活动。2019年，纪念馆入选“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”，进一步凸显其在区域历史教育中的价值。
纪念馆不仅是追忆历史的场所，更承载着孙中山“天下为公”的理想。其庭院中的白玉兰树，据传为卢慕贞亲手所植，历经百年风雨依然花开花落，仿佛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