碑林，作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宝库，不仅是书法、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示，更是一座蕴含丰富经济史料的“地下图书馆”。这些矗立千年的石碑，以冰冷的石质承载着历代经济活动的温度，为今人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证据。
唐宋时期，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，田产买卖日益频繁。为杜绝纠纷，民间常将交易契约刻石立碑。如西安碑林藏《唐开元九年赵州田产买卖碑》，详细记载了买卖双方、田亩位置、交易价格及见证人信息。此类碑刻反映了当时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、地价波动及契约法律的完善。南宋《平江府市舶司碑》则记录了海外贸易的税收政策，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的重要物证。
历代王朝常通过碑刻公示赋税政策，以达到晓谕民众的目的。明代《一条鞭法碑》系统刻录了税收改革内容，将田赋、徭役合并折银征收，体现了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。清代的《永禁苛派碑》则揭露了地方官吏的乱收费现象，反证了中央财政管理的困境。这些碑文犹如穿越时空的“政府公报”，直接呈现了国家财政制度的演变轨迹。
宋元以来，工商业行会为规范市场竞争，常将行规刻石立碑。山西晋商留下的《公议秤斗碑》规定了统一的度量标准，北京琉璃厂的《书行公议碑》明确了版权保护原则。这些石刻既是商业自律的见证，也反映出传统社会向近代经济转型过程中，行业自治与政府监管的互动关系。尤其清代《严禁私铸铜钱碑》，更是货币政策与民间金融博弈的生动写照。
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常立碑纪事，如都江堰的《永镇川源碑》、灵渠的《陡河碑》。这些碑刻不仅记载工程耗费的银两、用工数量，更折射出水利建设与农业经济、漕运贸易的深层关联。明代《通惠河漕运碑》中关于漕粮运输成本的记录，为研究物流经济提供了精确数据。
古代钱币铸造多勒石为证，如汉代《三官铸钱碑》、唐代《开元通宝监造碑》。这些碑刻记录了铸币原料来源、工艺标准及流通范围，甚至反映了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。清代《新疆准噶尔钱法碑》则见证了边疆地区的货币一体化进程，成为多民族国家经济整合的实物档案。
碑林中的经济史料，以其原始性、系统性和连续性，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的“石质编年史”。从田契碑到税制碑，从行规碑到水利碑，这些沉默的巨石实为古代经济脉搏的听诊器。在数字化时代，通过对碑刻文献的跨界解读，我们不仅能重构古代经济运行的微观场景，更能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历史镜鉴——正如碑刻所启示：经济的健康发展，始终需要明晰的规则、透明的制度与文化的支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