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至5000年，位于浙江余姚，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重要代表。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，为研究早期人类与动物关系提供了珍贵材料。其中，猪、狗、水牛等动物的骨骼形态与年龄结构，显示出明显的驯养痕迹，表明河姆渡先民已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动物饲养技术。
猪：最明确的驯养证据在河姆渡遗址中，猪骨数量最多，约占全部哺乳动物骨骼的很大比例。古动物学家通过比较野生猪与家猪的骨骼差异发现，河姆渡猪的颅骨长度缩短，颌骨变宽，牙齿排列拥挤，臼齿尺寸减小，这些特征与现代家猪接近，而与野猪有明显区别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遗址中幼年猪骨比例较高，许多猪在1至2岁左右被宰杀，这符合人类有意识地控制动物生命周期、以便获取肉食资源的饲养策略。一些猪骨上还保留着人工切割、敲砸痕迹，说明肉类消费与日常烹饪密切相关。此外，部分猪下颌骨上出现的齿列扭曲或釉质发育不全，可能与环境压力、圈养方式有关。这些证据相互印证，使猪成为河姆渡动物驯养最有力的代表。
狗：最早的伙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狗骨在形态上与狼有显著差异：吻部相对缩短，鼻骨收缩，脑容量略小，下颌骨角突较钝。研究者根据这些特征将之归为家犬。狗的骨骼分散于居住区和垃圾坑中，有的狗骨表面有火烧痕迹，可能与食用或仪式活动有关。狗的驯养在东亚可能更早发生，河姆渡的发现表明，当时狗已成为人类社群中的固定成员，既可能承担狩猎、警戒等职能，也可能作为食物补充。
水牛：驯养还是利用河姆渡遗址中水牛骨骼也相当丰富，尤其是圣水牛（Bubalus mephistopheles）的遗存。关于圣水牛是否已被驯养，学界仍有讨论。支持者认为，水牛骨中老年个体较多，且遗址环境已不适合大型野牛大量生存，人类可能有意识放养或管理牛群；反对者则指出，骨骼形态尚未表现出明确的驯化综合征，也可能只是猎取野生动物后的集中使用。无论如何，水牛在河姆渡人的肉食来源、骨器制作乃至水田耕作中可能已发挥作用，为后来稻作农业与牛耕的结合埋下伏笔。
驯养行为的文化语境河姆渡出土的动物驯养证据并非孤立现象。遗址中干栏式建筑、稻作遗存和大量骨耜表明，先民已进入定居农业阶段。稳定的聚落为动物饲养提供了条件，而动物饲养又补充了肉食、油脂、皮革和骨料，形成了稻作—家畜复合经济形态。动物骨骼在埋藏学上呈现的破碎、烧烤、有序堆积等特征，反映出系统性的宰杀、分配与食用流程，暗示某种社会规范或食物禁忌已经存在。同时，河姆渡文化中还有陶猪、猪纹陶钵等艺术形象，说明猪在精神文化层面同样具有重要位置。
综上所述，河姆渡遗址的动物考古材料揭示出早期驯养活动的复杂图景：以猪为核心，狗为辅助，水牛可能处于半管理状态。这些见证了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卓越能力，也提醒我们，家养动物的起源是一个长期、动态的过程，需要结合骨骼形态、年龄结构、稳定同位素和古DNA等多重证据继续探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