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原城隍庙坐落于陕西三原县城东渠岸，始建于明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，其建筑群沿南北中轴线纵深铺展，戏楼、牌坊、殿宇等四十余间建筑错落有致。大殿屋顶的琉璃瓦与檐角的神兽雕塑，既体现了道教宫观的庄严，又融入了民间工匠对生灵庇护的朴素想象。石雕栏板上“二十四孝”故事与《山海经》异兽纹样并列，正是宗教教义与民俗价值观在空间载体上的直接对话。
城隍神作为道教体系中的城市守护神，在三原民间被赋予更为具体的职能。明代名臣温纯被奉为本地城隍，其清官形象与《城隍经》中“剪恶除凶”的教义相叠合，衍生出“审夜堂”“查善恶”等民俗传说。每年农历八月初二的城隍庙会，香客不仅祈福消灾，更会搬演《城隍出巡》剧目，将宗教仪轨转化为具有戏剧性的社区活动，甚至衍生出孩童“认城隍为干亲”的习俗，折射出百姓将神圣权威纳入亲缘关系的智慧。
庙内古戏台的锣鼓声往往与诵经声交织。秦腔《锄美案》演出前，必有道士诵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为开场仪式，使世俗娱乐承载教化功能。而正月十五的“撒福钱”活动中，铜钱与道教符箓被一同抛向人群，民众既争抢实物利是，也坚信符纸能辟邪纳吉。这种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双重满足，凸显了民俗实践对宗教符号的创造性运用。
三原城隍庙的独特性在于其“官民共筑”的历史背景。明代三原商帮鼎盛，商人捐资修建的偏殿中既供奉财神赵公明，又设温纯牌位，将商业伦理与道德评判并置。清代《三原县志》记载，庙内曾设“乡约所”，乡老在此依据城隍信仰裁定邻里纠纷，使宗教戒律成为民间自治的补充规范。这种交融实则是农耕文明中实用主义精神的体现——百姓通过将彼岸信仰与此岸生活嫁接，构建出具有弹性的意义体系。
如今城隍庙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但其文化活力未止于静态展示。年轻游客在抖音拍摄斗拱下的光影时，会主动了解“城隍审冤”的故事；非遗传承人将庙内石刻纹样转化为剪纸作品，使宗教艺术进入日常生活。这种古今对话证明，当宗教符号成为民俗传承的媒介，其本身也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