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于河北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，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，是清代皇室为迎接西藏政教领袖而敕建的藏传佛教寺院。其名“普陀宗乘”源自藏语“布达拉”的意译，故又被称为“小布达拉宫”。整座寺庙依山而建，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米，将汉式轴线布局与藏式碉楼风格完美融合。主体建筑大红台高43米，白台群错落分布，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既保留了布达拉宫的神韵，又融入了北方园林的灵秀之气。
寺庙的万法归一殿顶部竟用去黄金一万四千两，殿内铜鎏金法器多达万件，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至今犹存。这种将政治象征、宗教艺术与建筑美学相结合的营造理念，使其成为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立体见证。
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道场，普陀宗乘之庙完整保留了藏传佛教的修行体系。每年农历六月初四的“晒佛节”，僧侣会将巨型唐卡从库房请出，沿白台阶梯缓缓展开，信众手持转经筒环绕诵经，再现了雪域高原的宗教场景。而汉传佛教的早晚课诵、水陆法会等仪式也在此并行不悖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汉藏并修”模式。
寺内珍藏的《丹珠尔》经版以梨木雕刻，内容涵盖医学、天文、工艺等学科，体现了佛教“五明之学”的传承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钟鼓楼晨钟暮鼓的报时制度，竟与千里之外拉萨大昭寺的佛事活动保持同步，这种时空上的呼应，使寺庙成为连接中原与西藏的精神纽带。
乾隆皇帝在《普陀宗乘之庙碑记》中明确写道：“兴黄教，即所以安众蒙古”，道出了寺庙的政治功能。1771年土尔扈特部东归时，乾隆帝正是在此庙万法归一殿接见渥巴锡汗，通过共同参与佛事活动强化民族认同。寺庙中轴线上的五塔门，分别代表格鲁、萨迦、宁玛等藏传佛教主要派别，这种包容性布局暗含清王朝“众星拱辰”的治国理念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寺庙虽采用藏式外形，但核心殿堂的梁柱彩绘皆用龙凤纹样，碑亭采用重檐歇山式汉制，这种“外藏内汉”的设计语言，恰似清帝国“因俗而治”政策的建筑注脚。当虔诚的蒙古王公在此磕长头时，他们朝拜的既是佛教圣地，也是中央皇权的象征。
三百年香火绵延，使普陀宗乘之庙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建筑范畴。20世纪30年代，国学大师梁思成考察时发现，寺庙排水系统采用陶管暗渠，与布达拉宫的明沟设计形成鲜明对比，这种因地制宜的改进，正是佛教本土化的生动体现。1988年，十世班禅大师在此举行时轮金刚法会，数万信众参与的场景，重现了历史上民族宗教交流的盛况。
如今，寺庙金顶的铜铃仍在风中鸣响，仿佛述说着从乾隆盛世到新世纪的故事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“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既是佛教艺术的活态博物馆，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载体。当游客抚摸转经筒的刻纹时，指尖触到的不仅是冰冷的铜器，更是一部用建筑书写的民族融合史诗。
